文赏画评

李亚伟

日日新书馆

2026年5月21日 重庆

李亚伟，1963年出生于重庆市酉阳县，中国当代诗人。1983年毕业于南充师范学院中文系（今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1984年与万夏、胡冬、马松等人创立“莽汉”诗歌流派，成为第三代诗歌运动代表诗人之一。

李海洲：如果我问你当年创立“莽汉流派”的故事，估计你会很厌烦。但我不烦。在第三代诗人中，莽汉主义是一个极其独特的存在，李亚伟马松们横刀江湖的故事，尽管已经老得掉牙，但任何时候、任何一遍阅读，都很舒服很过瘾。在我看来，现当代诗歌中，文人梦想里的侠骨柔肠和剑行天下，其实被莽汉诗和莽汉诗人诠释演绎得淋漓尽致。陕西师大李震教授早年的文章《在路上的莽汉主义》就很能说明问题。所以我的问题其实是，莽汉主义为什么会解散？作为第三代最杰出的诗人，文学流派在你看来意味着什么？第三代诗人怎么看待“今天派”和“朦胧诗”？

李亚伟：莽汉流派的问题真的每次访谈都会被问到。其实流派不重要，非常不重要，在一首首伟大作品面前，流派黯然失色。和作品相比，流派、文学团伙啥都不是，流派算什么，捋捋世界上那些文学艺术流派，看看它们在理论上的说法和各种装神弄鬼的玩法，最后算什么？什么都不是。最终支撑流派们在历史上留下的，必须是牛逼诗人的作品、大艺术家的作品，是流派里每一位重要作者创作的了不起的历史性篇章。

“莽汉主义”创立于1984年，是中国“今天派”之后第一个成名的诗歌流派，解散于两年后的1986年。其实中国当代诗歌出现的流派都是做出来的、诗人们制造出来的，都是一些临时搭建的社团，可以说都是一些杜撰出来的流派，或者弄假成真的流派。我从来不认为它们重要。因为说到流派，就得谈理论，对于诗歌写作，理论就是装神弄鬼，是用来强调自己一伙如何幼稚、如何不行的。有点像上学或干活时戴校徽、挂工牌，写诗需要这个吗？所以“1986诗歌大展”之后，我们认为中国当代诗人挂工牌干活的日子该结束了。于是解散“莽汉”。其实我是在结束流派抱团后，才平心静气写出了最棒的作品。

有人说，我们这些团体反叛了第三代人之前的所有现当代诗歌，这话不对，我们反对的其实是所有被训练过的传统写作，反对刚刚流行起来的“朦胧诗”，但我们没有反对“今天派”，因为我们看到的“朦胧诗”这一概念是对“今天派”先锋精神的阉割。当时，一群文艺工作者、文化爱好者们对新的写作又爱又怕，他们通过文化媒体、协会刊物，对“今天派”的前卫性进行消解、去势，想让这种崭新的诗歌变得可爱和听话。我们认为中国新诗以“今天派”为内核的“朦胧诗”，是“五四”胡适、郭沫若他们确立现代新诗之后的第二代，之后是“第三代人”。

但“八六大展”后，各地写口语诗歌的诗人们觉得成名了，可以在很多刊物发表作品了，可以到处去开会采风了，那个舒服劲儿了……加上各地文学刊物的庸俗配合，中国诗歌接下去会有新进展吗，会行吗？肯定会呀！但不会在抱团的那些群体里，请你相信这一点。

现在多少诗人都想象着自己是优秀人物，他们哪有这么大的胆儿？他们抱团互相取暖，互相吹捧：哥们都是大诗人——全都习以为真了，然后他们继续写着诗歌，还搞雅集、朗诵之类，朗诵的语气像播音员们下的崽子，他们的声音像北广后校门走岔路的声音。你看，如今的诗人们在各个景区、二手文旅景点通过拍照都拍成著名诗人了。

李海洲：重庆的酉阳在文学上具有地标意义，因为这里出品了李亚伟、二毛、冉云飞、梁乐、张万新。遗憾的是兄弟们都离开了，有一次我去酉阳，你们不在，我和你酒量很差的弟弟喝酒，感叹没有李亚伟的酉阳，整个城市都瘦了两公里。那么，有李亚伟的酉阳什么样呢？我的意思是，少年李亚伟在酉阳都干些什么？我在想，八十年代希望走出大山的李亚伟什么样？我猜你醒事早、调皮、有乡村古惑仔风格、甚至考大学都考过很多次。

李亚伟：哈哈哈，我觉得这个问题有点像一个乡土诗人问另一个乡土诗人。你知道这个问题一出现，正派人的回答必须表达他多么热爱家乡。但我正派不起来，我曾经在“莽汉主义”宣言里写过：“要把乡土诗人押到旧社会去……”哈哈哈。

我不否认每个人的家乡都是美的。但我更相信一个人的成长因素，更多和他的家族遗传、他所走的路有关。鸭子不管在水里生还是岸上长都是鸭子，都会游泳。所以经历最重要，所以家乡是个不太重要的话题。人们谈莎士比亚，话题多在他的剧作和经历，谈梵高会谈到阿尔，是因为和他的创作有密切关系。马松有一次在酒吧砍人，是因为一个雅安人喝酒后要求马松说雅安话，马松解释自己在“四川农大”长大，邻居小孩基本说普通话、成都话，自己不会说雅安话。但老乡不同意马松不说雅安话。马松无奈，只得去厨房拿菜刀赶人，最后砍了老乡一刀。马松当晚进了派出所。

建议你下次去问马松这个问题······

近几百年，酉阳一直属于四川，更早，历史上大部分时候属于武陵郡。这个地方四川文化和重庆文化都不浓郁，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和语言方式更多有湘西、鄂西甚至贵州风格。酉阳的菜肴和口音很复杂，每个小乡村口音都有差别，食物和口音甚至有福建、江西、湖南、湖北等各地移民痕迹。酉阳文化很少受重庆、成都等都市文化影响，较多保留湖广填四川的古旧痕迹。

我的少年时代，中国所有生长在县城的小孩都会正常读完小学、初中、高中，但我却很不正常地读完义务教育。小学四年级我和一部分同学被直接升到五年级参与毕业，也就是说小学我只上了四年。新班主任刚从下来，发现全班只有我和另外几个小孩不是少先队，直接雷厉风行给我们发红领巾。回想起来很奇怪，我的家长还有我自己，好像根本没有为我是最落后的学生着急。总之小学毕业，我是全年级最后戴上红领巾的学生。

毕业那个夏天，我们一群小孩跑到城外农田偷番茄，天黑出发，到地里学电影里的匍匐前进，但还是被逮住送到城北公社院子里。一个男人指着我说：这是大地主李继勋的孙子。像办案一样不让我走。他说的李继勋是我爷爷的弟弟，我慌忙说：他不是我爷爷，我的爷爷叫李继芳。没想到，他很得意地告诉其他人：不得了，原来还是大鱼一条，李继芳是军阀，这小家伙是大军阀的孙子。后来奶奶把我领回去。再后来一直等到开学，我还在家里晃荡，全县城的那届小学毕业生，就我一人没有被通知去上初中。

其实小学刚认字，我亲眼看到户口本家庭成分栏里写着“军阀”二字。因为这个成分再加上我父亲是右派，母亲被下放到一个公社的供销社，我只得去哪里读初中，那时刚好碰上“学制要缩短，教育要”，初中被缩短成两年。我很感谢这两年的经历。我了解中国的农村，也了解下乡知青的野蛮生活，我开始接触很多课外读物，前苏联文学、俄罗斯诗歌，还有古典诗词和《水浒传》等中国传统文学。

小学上四年，初中上二年，13岁我回县城上高中，班上最小的同学都比我大两岁，我既不成熟又有些懂事，在下乡知青和社会青年那里学了不少东西，反叛、不怕事，爱读书、爱音乐，后来因为杂书读得多，在数学只考了三分的情况下，还居然考上了大学，那一年我16岁。

万夏（后排左三）、石方（中排左三）、敖哥（中排左四）、

胡玉（前排左一）、马松（前排左二）、李亚伟（前排左四），

1982年，四川南充

李海洲：有一种说法是，学中文是一生的事情，学理科是找工作的事情。你在南充师院（今天的四川西华师范大学）学习，最终写出著名的《中文系》。那时候的中文系好像每个人都在写东西，而现在的中文系好像每个人都忙着找工作。《中文系》这首诗是你在校还是离校后的写作？很多年后的现在，你怎样评价这首必将传世的作品？这首充满写实主义而实际上包含反讽和黑色幽默的诗，从写作到传播，经历了什么？另外就是，当你借此回望你中文系生活的时候，你想对现在的中文系们说些什么？

李亚伟：《中文系》是大学毕业第二年写的。20岁那年我大学毕业，半年后的寒假，万夏约我在南充一个街头茶馆碰头，谈到他和胡冬等人新的写作观念以及要一起搞“莽汉主义”流派的事情。当时，我和胡玉毕业，马松被开除，敖哥等人被留级……关于“莽汉主义”写作，实际上万夏和胡冬1984年1月就开始了，我是2月份介入，并于当年11月写出《中文系》。其实当时我们好多作品都很牛，比《中文系》好的作品也不少，而且出现得更早。但是《中文系》很有影响，它写得好不好？写得真好，无论是内容的反叛还是语言的反叛，它是一个时代——我们那一批诗人对于新时代诗歌探索的共振。

《中文系》刚写出来，我在誊抄邮寄给一些写诗朋友的时候，就感觉这首诗会成为那个诗歌时代的代表作之一，理由是它是那个时代技术上、思想上、语言上彻底反抗传统写作的一个样本，表现了“第三代人”诗歌文化不破不立的精神 ，文本也非常完善。后来，《中文系》果然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最早进入大学教材的先锋诗歌，是不需要专家们同意而强行进入文学史的一个典范。但是话说回来，大学中文系以及我的诗歌《中文系》——从层面看，只不过是现实世界或三维世界一次愚蠢的抒情，一出没有什么智商的小闹剧，因为当时的时空，那个特殊年代的大学和文化结构，既需要糟蹋和攻打，又需要真实记录和深情抒写。

我好多年没有读大学了，所以不知道现在大学中文系的情况。但我想说的是，现在大学的学子，能不能也折腾出一首首反叛现实的诗歌？为了创新，为了眼前的庸俗诗歌！他们会不会有？我希望有！我希望他们随时准备创新，不要年轻轻就写老掉牙的那一套，不要一直到更年期还在写大学毕业那些年写的句子。我希望大家要向“莽汉”学习，向“今天派”学习，诗歌就是反对，包括反对自己，反对每天像昨天一样，反对每天写出来的诗歌、每天看到的诗歌一个模样。

李海洲：八十年代是中国诗歌的黄金期，第三代诗人瞬间大旗招展，之后又很快烟消云散，各种流派各路人马各奔东西。很多年后的今天，你的写作状态怎么样？我感觉你这些年悄悄写了不少诗，但少于示人，而且如无邀稿基本不发表。据我所知，在你获得的诗歌奖项中，从当年华语传媒大奖到去年的艾青诗歌奖，获奖前你都一无所知，要么是评论家推荐、要么是出版社推荐，除了奖金，你好像对奖项兴趣不大，那么你怎样看待诗坛的这些评奖？

李亚伟：八十年代，全国最前卫的诗歌写作者基本都以群落或流派的形式“聚居”一起，其实是便于交流和写作，这是文化信息长期被阻碍的社会背景下的最开放状态，也是八十年代诗歌写作的一个重要标志，而且绝对是自发性的。

八十年代诗歌的前卫性有一个明显特征，那就是写作的时候，诗人们根本不考虑发表问题。第三代诗人中，很多诗人始终如此，他们从一开始就很把自己当回事，从来没把发表当回事，当然并不拒绝发表。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在刊物上发表作品没有什么意义，当然有些刊物的编辑很优秀，一些有眼光、有文化视野的编辑向你组稿，也是一种交流，发表基本上应该是写作之外的事情。但诗歌和小说不一样，小说写作就是为了发表，小说界最早的寻根文学、陕军乃至后来的那些先锋小说，作者们一边写一边就在琢磨去哪儿发表，那些已经成为大师的作家们，现在偶尔看见他们在手机视频里的讲话发言，一张嘴还是那些一线的国家刊物。

小说写作时间成本很大，一部小说短则一年半载，长则十年八年，不发表真不行。但诗歌不一样，诗歌是可以不发表的，诗意有翅膀，优秀的诗歌会主动飞往人们的身旁。一个诗人写出好诗，他的好友、知音很快就会知道，事情就OK了，不需要发表，或者说发不发表是编辑或出版社的事情，诗人不要去操心，我认为诗人不要去投稿。其实在我们一些朋友里面，写出来就往国家刊物投稿——甚至写作时就想要投稿的，没一个是好诗人。

我认为发表和出版是编辑们的事情，是他们的审美和怀抱的扩张，好的编辑找到你，就产生了一次知音间的交流。但是，真的，尤其是现在，一个诗人最好不要去发表，因为现在的刊物只有发表者自己阅读自己，现在的诗人们只读自己的作品。精神头足一点的人还读自己小团伙的破烂货，一边读一边明明白白地同意：写得真他妈差，我们这些兄弟，写得真他妈烂。

我们目前文学评奖的现实是，大多数奖项基本只颁给内的写作者，我是外，心态上和所有奖项无关，所以我从不关心任何奖项，但仍然有一些评委举手支持我获奖，我如果不去领奖，是不同意那些优秀评委的审美，也是太把自己当把壶了，更是对中国古老的知音文化传统的不尊重。

马松和李亚伟

李海洲：很多更年轻一代的诗人其实最羡慕的诗歌生活就是莽汉的诗歌生活：喝酒、写诗、携众兄弟纵横天下。你大学毕业后有过短暂的教师生活，后来悄然远走，足迹踏遍天南海北。在霍俊明编选的《夜雨修书》中，你19年写给陈超的信里说自己累得像个古人，你说你去《作家》领完奖，火车如果经过石家庄就直接跳下去找陈超。很莽汉很率性很让人神往。那时候，你的游历或者流浪生活怎么样？整个长江流域好像都被你飘荡了一遍，其中肯定有很多别开生面的故事。莽汉是一个酒风很盛的流派，我特别想听一到两件你和马松喝完大酒的糗事或者趣事。

李亚伟：我的流浪生活这个问题就不回答了，回答起来很累很花时间，先放一边，我打算今后写一部自传。哈哈哈。

马松是我见过的少有具有语言天才的诗人和儿童天性的诗人。他是奥数选手，大学上数学系，但踏进大学就不安分。大二时和胡玉、石方等人勾结，假装精神病，骗过学校医务科和精神病医院，得以办理休学一年，目的是需要时间自学中文，想把诗歌写好。有一年，他曾任中国某空军司令的台胞外公听说外孙喜欢诗歌，专门送来一本现代诗歌选，我们得以较早读到罗门、洛夫、郑愁予等一帮现代诗人。当时我们在阅读方面有明确选择，基本只喜欢西方比较现代的作品，现代诗和北岛、芒克等人的诗歌也读，读得最多的是同代人的实验性作品。

马松的诗歌有深度复杂的童话感，坏孩子的语言。他实际上很早熟，大学时好上一个女同学，后来去社会上泡了一个女流氓，马松给女流氓取外号“煤油灯”。马松很扯淡，后来越来越搞笑。大学毕业那年，这个被学校称为“害群之马”的坏神童终于被开除，他说不是开除，通知书上写的是“勒退”，他说简称就是“勒退”，他以为“开除”和“勒令退学”二者有差别。后来他自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并通过考试，获得自考文凭，最后学会咬文嚼字，笑死一群人。

有一年我去武汉流浪，碰到马松也在武汉流浪。那时没有手机之类的联系方式，在武汉看见他很意外，马松坐在武昌首义路中学门口一个小卖铺收银的位置，小卖铺的主人是武汉诗人范道剑，他俩穿着军大衣坐在里面，看上去流里流气，流浪汉气质比我厚实。后来得知，一个多月前，马松拿上雅安一个朋友的钱，坐绿皮火车去上海进羊毛衫回成都倒卖，结果路上把钱花完，流落武汉。在武汉那段时间，他看上去已经有老油条的气质，武汉诗人给他发过两个女朋友，他给两个女孩取很差劲的外号，耿直的叫“擀面杖”、狡猾的叫“打屁虫”。后来马松写《生日》《我们流浪汉》等作品。他站在酒桌上朗诵：“我要把路缠在脚上走成拖鞋……“，我知道那不是无病呻吟，是实战过的。马松坏人坏事太多，大家都老了，不揭发他了。

马松对人是分了级别的。所有和他来往的人，不分男女，都分为“兄弟、哥们”等三个等级；诗歌只有两级：“好诗和宝批龙的诗”。总之，无论他走到哪里，街巷茶馆一片阳光灿烂，大家笑料百出。

李海洲：八十年代的诗歌总和民刊、远行有关。诗人们去任何一个地方，抱着自印的民刊，吃遍东西南北，整体主义的宋炜就这样干过。你最早的作品和最早的民刊好像是油印的，我1991年在诗人吴向阳家里看见过你的《恐龙蛋》。那么，作为先行者的你，怎么看待以前和现在的民刊，因为我感觉现在的民刊实在是太多了，而且大多办得比官刊还像官刊。

李亚伟：从“今天派”开始到“第三代人”，中国先锋诗歌靠民刊交流、表达，民刊滋养了各个流派或写作群体的存在，但诗人们不是靠民刊成名，很多诗人在早期民刊上露脸多，获得过一定知名度，但后来再没人提起。而现在，不少民刊一发表作品就是几十甚至几百人，主办者长年累月呕心沥血地编排出版，到处寄快递，毫无意义。

我认为民刊的作用是在信息交流困难时代的自然产物，不是扬名立万的渠道，它是对自由的追求，现在玩反了，用民刊拉帮结派，甚至扬名立万，互相委任为“著名诗人”，这些闲得蛋疼的民刊真不行，没有任何价值。这个时代，最需要的是作品，需要有精神、有自己的世界观、有自己语言高度的作品。

现在民刊太多，很多是不会写诗的、甚至半文盲在玩，和网络上很多短视频自媒体一样。但是，没文化可以写诗吗？半文盲可以写诗吗？可以！我自嗨，行吗？行！就像我们曾经问手淫者，可以吗？表哥们老练地说可以，因为很爽。写诗爽吗？当然爽！反正是玩儿，自个儿搞享受。

李海洲：在第三代诗人们集体下海前，大多兄弟都是贫穷的，发表作品相对艰难。但当年东北的《关东文学》对你们支持很大，我记得编辑家宗仁发在一篇回忆文章里谈到“亚伟写信来说穷疯了，能否先预支稿费”。毫无疑问，宗仁发和他的《关东文学》成为了先锋诗人的真正大本营。聊聊你、你们和宗仁发的故事。那么，在八十年代，当你们的写作和官方格格不入，除了《关东文学》和后来的《作家》，还有哪些杂志提供给你们发表或挣稿费的阵地。实际上，宗仁发和你、和第三代诗人的友谊让更年轻的诗人感概和向往。

李亚伟：大学毕业，万夏没有被分配回成都，分到德阳戏剧学校，他没有去报到。第二年全国流行炒卖君子兰，万夏去东北长春想做君子兰生意，认识了东北师大和吉林大学一群写诗的哥们，顺便把“第三代人”诗歌概念推广给郭力家等东北兄弟，郭力家等人又把这个概念宣传给了宗仁发。后来的几年时间，“第三代人”中很多人都在宗仁发任职的《关东文学》《作家》杂志发表作品。

宗仁发有大编辑家眼光，现在很多成名的公认优秀的“第三代人”诗人，都在他的杂志发表作品。这么说吧，很多“第三代人”诗人基本只在、或者主要在宗仁发的刊物上发表作品。当时，发表先锋诗歌的刊物很少，广州《花城》杂志的朱燕玲也发表先锋诗歌。而其他很多热闹的杂志徒有其名，编辑审美不到位，发表东西鱼龙混杂，诗人们都是去蹭稿费和虚名。我们的好作品都不愿意交给那些懵懵懂懂对前卫作品看不明白的刊物。优秀的编辑和杂志真的很少，这也是当时民刊盛行的主要原因。

李海洲：1986年诗歌大展后的1992年左右，你和你的兄弟们大多数杀入商海，全国诗人当书商的时代到来。我记得91年左右吧，我读高二，认识你的时候你正在当手。后来你北上，和马松、郭力家、宋炜、张小波一拨哥们过着挥金如土的生活。其实我一直很好奇你们的书商生活？那一段时间，应该是你写作的静默期，挣到钱了，诗可以先放一边，但我知道你最终会回来，所以我记得好像你做书商的时候也在写诗，其中有一句的想象力很商业，大意是“汽修厂像一个业务正在午睡”。

李亚伟：你和我见面是1992年。1991年我还在一个神秘的地方，没有出关。1992年，出关后，我和刘太亨、李元胜一起给书商编稿子，每人分了三万块钱。后来想发大财就去了北京。那一年是全民下海的一年。在北京，我碰到来自全国各地的诗人在做生意。就我个人而言，算逼上梁山吧，因为实际上我是没有了职业，我分配去的教师进修学校不给我办公桌，不让我上课，不要我去单位，我得挣钱养活自己。在北京，我碰到上海华东师大当年写诗的张小波、宋强，东北的郭力家、陈琛、张峰，湖北的野夫等等，大家都是书商，有一次做完业务喝大酒，郭力家对我们的情况做过精彩总结：这帮曾经共同战斗过的诗歌匪帮们，以前为了诗歌来自祖国的五湖四海，如今，为了几个折扣又走在一起了。

一个诗人不能每天都写诗，如果他每天都写，那他正在假装是一个古代诗人，把自己想象成了唐代的或宋朝的进士，他还没有确定当代诗歌的很多古老功能已经失去，比如你不必准备每天与人唱和，那样的场景已经一去不返，还有就是，如今的生存压力，也会劝告你不必每天都去展现自己、去奋笔疾书……

下海期间，我也写作，但明显写得少，其实我那代诗人写得少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对先锋诗歌写作的探索，我们已经完成了一个重大的段落，大家都感觉没有可以继续更新自己的动力，一个时代翻篇了，就那么一下子，一个时代就过去了，只有一些当年没有深度参与或没怎么获得参与感的人还在那里折腾，在自己续杯，在剩菜残酒边划拳行令和争吵……深度参与的老登们早已另开一桌，转战他处。

不能创新自己的作品不是才华燃尽，而是心劲儿变了，曾经的人事和美好的梦想已经被时代置换，世界正在转弯，曾经的诗意已经远走天涯。具体到创作——每天写垃圾作品？那得多差劲、多笨的鸟！我认为诗歌的精神密码是不断创新，我不能重复自己，做不到创新，就停下来，等待下一个崭新的时刻——大概我们那一代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切身体会。因为创新需要时间，每次创新，都需要一个时间节点。

李海洲：前不久非非诗人杨黎带着纪录片《灿烂》来到重庆。你在片子里，说着脏话、做着生意，拒绝别人找你借钱……场面亲切得一塌糊涂，一点不像有些人那样又装又紧张，引发现场兄弟们爆笑和掌声。你参与拍摄的时候在哪里？拍了多久？拍的具体情况如何？这说明第三代很早就在策划回望？

李亚伟：杨黎他们拍的《灿烂》，取名自马松的一首诗。我估计是他们拿着机器碰到谁就拍了那么一下，很随意自然，当时可能没有想要认真干一个什么文献。马松、二毛拍了一、二个镜头，拍我是两三个镜头。我记得是一镜到底，下午和晚饭以及去夜总会，总的是跟拍了一个下午，万夏好像也是两个镜头，没仔细看。一个朋友，杨碧薇转发给我关于“莽汉”那一部分时，我正在机场候机，随便翻看了一下，按的快进。感觉是拍了一个日常，偶然的一天，很写实，等于就是那天下午我在做什么，他们就拍什么，跟拍到晚上，剪接出来就OK了。

拍其他流派的我都没看。拍摄这个玩意儿，杨黎他们有没有什么策划我不知道，好像说了是万夏让过来拍的，我没注意，那会儿我每天的日常是去北京旅游学院，去那里我和陈琛、郭力家等朋友一起租用的办公室上班，我们的公司在北京旅游学院，有时候张小波、野夫等朋友过来斗地主，然后晚上喝酒，赢家买单，如果有客户，就上歌厅，这就是每天的日常。我都忘记他们有拍摄这回事。总之，如果真的是一个文献资料，我觉得这样更好，因为避免了预设和摆拍，尤其是没有搞摆拍，太好了。

李亚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巴蜀先锋诗歌史料》发布会现场

李海洲：作为中国当代诗歌一个源头性的诗人，你有太多名句被江湖传颂，我偏激地认为，随口背不出两句李亚伟诗歌的人不算好诗人。尽管名句名诗叠出，但其实我有一个问题，作为人到60但才华和功力只增不减的诗人，你遇到过写作的最大难度或难题是什么？还有一个就是，你在写作中最想放弃以及必须保留的品质是什么？

李亚伟：写作的最大难度？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干脆我直接告诉你我的诗歌标准，你上面的问题全部迎刃而解。

一个当代诗人的诗歌创作和世界上所有理论都没有关系，我说的是他在创作的时候。一个诗人的最高境界是他放弃了所有观念后，获得了真正的语言自由、诗意自由。

具体说来，我认为：他写作出来的作品必须具有两个特征：1、放弃了书面语言，尤其西方文学翻译体语言痕迹；2、摒弃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气息，尤其中国古典诗词的境界。这就是当代诗歌创作中必须放弃的，当你真正能放弃这两者，必会发现你的创作没有什么需要保留，因为你具有了真正的创新能力，不管你曾经是不是语言天才，你已经不需要天才了；不管你曾经是不是崇拜过很多世界各地的大师，你已经对过往的经典和大师不感兴趣了；也越来越不需要对其他文学作品的阅读了，你习惯打猎似的偶尔阅读一些其他行业的怪书野文……你的创作是——你心里对一切清晰了然，你所有文字落在纸上，或敲打上屏幕，都是新奇的。

说得容易理解一点：就是不要再让西方大师们的气质和语言（被转译过无数次的）再出现在你的书写习惯中；不要仍然沉湎于中国古典文学庞大的认知和语言管控里，因为那些场景和时代，不再属于你。你是中国文学史上、世界文学史上一个新的角色！

西方文学、中国古典文学所反映的那些时代，曾经是真实的世界、真实的生活，甚至保存了作者们内心太多的恩爱情仇……那些伟大的人物、辽阔的时间，值得我们永远致敬，但对现在的我们来说，我们已然远在天涯，只可以隔岸远眺，没必要策马返回。

李海洲：有两个感受，一是你其实是有大诗情结的，比如你曾经想用100首诗写百年中国（但后来为何没有完成？），还有就是著名的《河西走廊抒情》，朋友们中宋炜专门干这种事。你最近有这样的宏大写作构想吗？二是想请你聊聊诗歌里的想象力和汉语的创造力，像“天蓝得姓李”“你说四季财，我就去打铁”等等李亚伟式写作，的确是当下这个诗坛不可或缺而又急缺的。

李亚伟：是的，我有一首诗叫《红色岁月》，最早，草稿的时候叫《旗语》。当时是想用100首小诗来感受并回顾辛亥以来的百年中国历史，因为这00年，对于中国来说，就是两个字：。写到18首时我暂停了，这个《红色岁月》很明显是我一个新的起点，但我暂停了，原因是生活压力来了，那是1992年……我的写作，尤其是现在的写作，都立足于那个所谓当下的写作时间段落，我的每次写作，都包含了那个时间段落里的外部认知和内心体会。我不会无病呻吟——其实，对写作有深度体会的所有诗人来说，他都绝不会无病呻吟——世界和自己，感受到链接，你只要置身于链接的那些时间，你就会获得诗意，这个诗意，就是我们对外界的认知，你有了你自己的认知，怎么会无病呻吟呢？

还有就是，我的写作，有清晰的时间和空间感，他们可以支撑我的创作成阶段性的出现。所以，我可以把每一个时空中的阶段性写作出来，让它们稍息解散就是一些小诗，让它们集合立正跑步走，就是一首一首大诗。

李海洲：当代中国诗坛，自以为高明的所谓著名诗人很多，你曾经说过“那都是一些泥鳅、鳝鱼、蛐蛐、青蛙一样的小诗人”。很多年过去，江湖依旧有你的传说，作为活在传说中的人，你有没有对所谓诗歌界的批评？作为真正口语诗写作的源头性诗人，面对全网口水横行，你不打算对你那些不争气的徒子徒孙们说点什么？或者直接开骂也是好的。

李亚伟：你这是故意要我和表哥表弟们拉仇恨，尽管我知道你是想讨论一些诗歌写作的普遍现象。其实没有良币可以驱逐劣币的时代，良币出去混社会大多数时候不好使。在诗歌生态里，是金子你也不要发光，因为你不能发光，因为现在是一个劣币叮当响的可爱时代。

首先，各种级别的作家、文学教授，各种学会的领导、知识分子，假设他们算是钱币，他们算劣币吗？他们可以不算劣币，但说他们是良币又可疑。他们是稳定币，哈哈哈，他们是劣币和良币的使用者。劣币和良币驱逐不了他们，他们是制度性的存在，他们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很容易以为自己是大诗人、大批评家，其实却是在社会里制度性的“软饭硬吃”，而且一直坐在酒席上，还经常多拿多要，加菜加鸡腿。

我不知道这样坐在大师席位上他们舒服不？我没有这样的席位可坐，我也坐不住。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世界，都有人在上面装腔作势，我们读历史或熟悉了社会，就会了解到这种情况：一个普通人或者一个笨蛋，先是从崇拜大师开始，转而自己想做大师，当有人说他是大师的时候，他就会抓紧时机予以确认！

你这个问题真混蛋，要我去得罪那些心胸不开阔的人。但其实我无所谓。我相信，因为大气开阔阳光灿烂的人更多，他们更爱看我乱说——那么，优秀的诗人能不能“出山”？去驱逐他们？为天地立命？立个鸟！写点诗就不知道自己的斤两了，要去找天地的麻烦，你算什么？所以优秀的诗人有鸡毛“山”啊，他没有山头做后盾，没有手下和学生，没“山”可出。他们被人提防着呢，哈哈哈。大概九十年代末，我去北京虎坊桥一家出版社谈合作，郑单衣从打电话来谈诗歌问题，但不是谈诗歌本身的问题，他谈社会现象，郑单衣说：你们几个应该回来写作，现在山中无老虎，猴子当大王，要站出来，否则诗坛很差劲……记不清楚，大概这个意思。挂了电话，我想了一下，我站不出来，因为不想当猴子也不想当老虎，在当代中国写诗，你要当大王，就得沐猴而冠。

这个时代，一个人不太容易能区分出自己是劣币还是良币。诗人们从西方现代主义，从唐朝和宋朝，来到今天，其实还没有足够的能量和自己产生对抗，诗人们也不想认清自己有几斤几两，这是中国的文化传统。记得有人说：虚荣者从来不会扪心自问，何况我们连虚荣都不常有，虚荣也很贵，不容易搞到手……不知为什么，我们就是看不上自己——包括没有虚荣时的自己。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巴蜀先锋诗歌史料》发布会现场

“莽汉诗派”发言环节，左起万夏、李亚伟、马松

李海洲：很多年前，你在写我的一篇评论文章中谈到：前一拨诗人基本不读后一拨诗人的作品。这背后有什么深层次原因？很多人都感到现在的文学圈子（尤其诗歌圈），有一种“大师很多”的普遍现象，而且关键是“大师们”全都自我感觉良好，对此你有什么看法或者想说的话？

李亚伟：真的，老东西们不太阅读更年轻诗人的作品，也许是生态学方面的问题。以前李白、王维他们读建安、大小谢、三曹这些老登，读比他们大一点的孟浩然，甚至同辈，但就是不太爱读小十来岁的杜甫之类表弟。其实我们只要思考现在的文化环境，就能找到原因，文化点位太多，劣币良币到处都是，根本没时间分清楚，分清楚也没什么好事。

尤其诗歌，下点流水账的也都装成大诗人，谁都没兴趣去区分真假，久而久之就真难以区分。以前，劣币和良币虽然难以区分但自己清楚，现在不一样，都相信自己，假药都能治病，假快活也是幸福。我记得，有批评家抱怨——好久没有看到佳作诞生。我意识到这样的情况实际上是他的阅读圈子、阅读环境出了问题，现在的人只读周围亲友团和所在杂志亲友团们的作品，所以批评家早已习以为常，他想不到，他已经读不到好作品了，因为他一直在劣笔圈里过快活日子。

中国的诗人们现在太多了，阵容太大了，根据社会学原理，他们为了识别，开始分成各种外包装，他们只读自己那一个班级，那一个包裹里面的作品，并且，他们诗人之间，互相敬重，称对方为大师，至少都称为著名诗人，所以根本不需要别的诗歌了，更不需要分成好坏良莠。

李海洲：最后的话题是，我把这些提纲发给诗人吴向阳和何房子，他们每人都有一个最想问的问题。吴向阳的问题是：第三代诗歌基本上可以盖棺论定，现在一些诗人开始关注各自在文学史中的位置。你在这个坐标系其中居于什么点位？何房子的问题是：作为第三代诗歌的代表人物，自上个世纪80年代至今天，你是深感骄傲还是悲哀？

李亚伟：回答吴向阳的问题：就中国当代诗歌生态而言，诗人数量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多的时期，也是诗歌作品最多的时期，向阳是编辑应该知道，现在全国的诗歌作者一年的出厂量编辑印刷出来，数量会超过《全唐诗》。但真的很难读到好诗，不是没有人写好诗，就我所知，不少诗人——可能没有很大知名度——都写作有优秀的四言八句。鉴于中国当代诗歌生态的历史性繁荣，又是一个新的诗歌时代，开创性的诗人很多，以我的所见范围，我认为在中国目前至少有一万以上的诗人自认为他是中国诗歌第一点位。基于此，我懒得关心任何人在坐标系上的任何位置。

何房子的问题我不明白，他是新诗研究所的研究生，难道不知道当代诗歌的状态。我不能理解的是“悲哀”二字指什么，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悲哀？里面有什么悲剧吗？没有啊，全他妈是喜剧和闹剧，丰富且很有营养，哈哈哈。

完

作者：采访 李海洲 / 受访 李亚伟

编辑：刘平然